員工多屬兼職 不獲政府補貼 四成社企瀕危 弱勢失護蔭

疫情襲來,普通人失業,殘疾人士也失業;商企經營難,可考慮裁員,社企卻因一份社會責任,陷入進退維谷的境況。

冰封三尺,絕非一日之寒。政府一直未有致力協助殘疾人士就業,按統計處在2013年調查,約58萬名殘疾人士當中,15歲或以上者,就業人士僅佔13.6%。社企擔當重大角色,據社企總會調查,四成社企現金流僅能支持少於三個月營運,有社企負責人形容相當「無助」。疫癥若持續,或爆發社企結業潮,對弱勢社群造成重大影響。

政府扶植社企,花了十多年投入,一場疫癥或令努力付諸東流。至今政府抗疫基金中,未有針對社企措施,針對殘疾人士的就業措施亦相當有限,兩者像被遺忘的一群,又該何去何從?

天愛坊TI Farm是一間室內水耕種植場,是善導會轄下社企,位於天水圍社區健康中心,希望為精神復康人士提供就業機會。在2017年營運,獲社署「創業展才計劃」三年資助共200萬,計劃早已完結。

受疫情打擊多月,天愛坊季度收入大跌六成。負責人高級經理陳俊佳指,主要業務導賞團以往平均每月十多團,佔八成收入,主力接待非牟利機構、商業團體等,個別季度達收支平行。 疫情一月末爆發後,全數煞停,新團預約亦延至七月。僅剩有機菜零售業務,產量少,每月生意額亦得5,000至10,000元,完全入不敷支。

室內種植場成本高昂,水電費由10,000至18,000元不等,加上近兩萬元租金,每月開支起碼4至5萬。人工方面,正職員工由善導會支出,社企收入用來聘用三位復康半職員工,薪金兩至三萬,每月虧蝕起碼6萬,虧蝕數以十萬計。

51歲的Kit姐坐在一旁,快手快腳收割一盆花生菜,修剪處理好,準備包裝。她半職工作,每周五天四小時,每月收入5,000多元。

她以往忙於工作搵食,患有抑鬱癥不自知,試過自殺,亦只以為是情緒敏感。直至十一年前,丈夫患上柏金遜癥,她辭職賣樓,壓力爆煲,求診後獲轉介至精神科,才被診斷為社會人格障礙患者。

治療路漫長,她嘗試打過三四份工,駕的士、淋花、機場雜工,統統不果,只能依靠積蓄及每月1,000多元的傷殘津貼生活,常到中心打發時間。天愛坊這份工作,令她重拾人生價值。她憂心社企倒閉,只抱著「做得幾耐得幾耐」的心態,萬一失業,「食曬積蓄,就要同政府拎(綜援)」。

陳俊佳指出,精神病康復者難以適應正常工作壓力,多從事勞動工作,機會較少,社企非以最大利潤化為目標,較能接納殘疾人士,並提供符合能力的工作,培訓工作能力,才重投社會。「如果我哋呢度都維持唔到,試問佢又可以喺邊度搵到第二份工呢?」

殘疾人士就業問題多年未解決,政府變相「外判」聘請殘疾僱員的責任予社企,推動殘疾人士在主流企業就業卻不足。多年來,政府扶植社企,去年三月,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提及,社企數量由2006年170間,增長至654間,民政署「夥伴倡自強」社區協作計劃共資助約220間社企,僱用逾5,000人中,八成員工屬弱勢社群,包括殘疾人士等。

政府抗疫基金中唯一針對就業殘疾人士的措施,正是調高下半年「就業展才能計劃」在職培訓金額津貼上限。勞工處在2015推出此項計劃,對聘用殘疾人士的僱主發放津貼,提供九個月資助,然而2017年803宗個案中,僅有三成人僱用期超過十個月,多數被「用完即棄」。相對勞工處展能就業科每年配對的2,000多名殘疾僱員,抗疫基金下受益殘疾人士僅佔少數。

保就業計劃只涵蓋目前有工作、有供強積金的僱員,然而,不少殘疾人士早在疫情前失業,或屬兼職,或屬自僱人士。

香港失明人士協進會曾在2018年調查,六成視障人士沒有全職工作,失業或待業率高達18%。常務秘書石建莊(Jess)指出,三月時,協進會和百多名會員進行電話訪問,有一半以上是按摩技師,因限聚令,禁止美容、按摩院運作,統統零收入,需推出「享明天」按摩券預購服務,協助會員。

視障人士Ken是新入行按摩師,1月21日見工後,至今零收入。他在五年前發現眼疾,以往任職機械維修工程部組長,月入近兩萬,現時左眼幾乎失明,右眼視力僅剩一成。重頭開始,往勞工處展能就業科求職,卻多次在面試時被僱主刁難,甚至著他望遠處,考他視力,最終無奈選擇成為按摩師,疫情中亦陷入生活困難,依賴傷津維生,需省吃儉用,僅敢買十多元的蒸飯。

心光學校學會主任Willis是社企Cedar workshop負責人,2018年起獲社署「創業展才計劃」資助130萬,主力提供盲人相關的體驗及培訓工作坊,以及講座分享,目前聘有四個全職員工,當中三位是視障人士。受停課及限聚令影響,活動全數中止,至今有兩個月零收入,損失十多二十萬失意額,每月人工支出蝕六萬。

三年資助期未完,Cedar Workshop不合資格申請抗疫基金,資金用盡,原本預計六月停業。不過,四月獲社署通知,可申請一筆額外撥款,約30萬,夠五個月人工支出。至於十個兼職視障導師,Willis慨嘆:「好無奈,冇咩嘢可以做到。」

今年23歲的Wing是其中一名導師,中度低視力,從事餐飲業的父母失業,或放無薪假。她讀完專上課程畢業,尋找工作不果,才回來心光任職兼職導師,每月有2,000元收入,又另有攝影散工,但現時亦全數煞停。「唔係我揀工,係工揀我。」她打算見步行步,不到最後一步,不想申請綜援。

社企聘用弱勢社群,本來經營模式難,守業難。「創業展才能」計劃規定申請社企一半僱員為殘疾人士,但2014年審計署報告指出,計劃實施十二年間,完成資助69間社企中,有24間結業,持續營運的45間當中,近半仍虧損。

疫情中,社企經營猶如撞上冰山。社企總會在三月發佈調查,全港有三成社企(214間)受訪,當中兩成完全沒有收入,一半生意額下跌五成以上,四成的現金流僅能撐少於三個月營運,三成半僅三至六個月,已有約28%社企縮減人手或裁員,1/4社企已結業或停業,重災區是餐飲、服務、有機產品及環保業。八成半社企對下半年銷售情況相當負面,若疫情持續至下半年,四成半社企有三成以上機會結業。

社企總會義務秘書黃素娟指出,非牟利團體有服務人數限制,商業機構以利潤先行,社企有社會使命,能按殘疾人士能力設計業務,穩定給予就業機會,補足殘疾人士就業漏洞。社企不願裁員,比方香港基督少年軍臻訓中心,二三月因團體學習活動取消,損失270萬,考慮到社企責任,卻不敢令34名員工放無薪假。「社企原意係幫到佢哋就業,炒人、放無薪假,咪即係倒轉咗soical mission呢?」她狠評政府沒有針對社企界別推出援助措施,保就業計劃雖能紓緩壓力,惟不少社企以兼職形式,招募殘疾或弱勢員工,不在覆蓋範圍,期望政府推出殘疾僱員薪金補貼。她憂心小型及初創社企受打擊,社企支援弱勢的網絡一旦瓦解,將難重建。

即使社企欲自救變陣,也難。唐氏群毅服務隊提供洗車及清潔服務,八位員工包括患唐氏綜合癥、自閉癥及智障人士。負責人戚健樂指,疫情下出現新工作情況,光戴除口罩,就需緊急安排社工再進行就業訓練,智障人士亦難全面應對,惟有選擇為安全,少接生意。

陳俊佳形容心情「無助」,天愛坊目前靠善導會資助,以及零星曾參觀的大企業捐款,支持營運。餐廳合作計劃早已擱置,打算變陣在網上賣菜,四月末亦嘗試將菜送到墟市出售,不過因限聚令,活動全數取消,前路茫茫。天愛坊僅合資格申請零售業資助計劃的八萬元補貼,保就業計劃詳情又未公佈,醫管局是種植場業主,他希望政府至少減免電費、或租金,「(社企)話曬係公共事業,政府可唔可以支援呢?」陳俊佳嘆,疫情若持續半年至九個月,未必能繼續營運。

相機是Wing的眼睛,不論是遠處巴士號碼、餐牌,她也靠放大相片確認眼前物。

按《2013年香港殘疾人士貧窮情況報告》,五十萬殘疾人士貧窮率近三成,在職殘疾貧窮人士每月整體收入3,600百元,八成領取各種津貼,當中兩成領取緩援。

Willis回想成立Cedar Workshop,正是因為視障人士難找工作,社企起碼保障一部份人就業。他又指,目前已出現零星視障人士被解僱個案,難以估計整體影響,不過人人失業,僱主會先請正常人,「幾時先會揀到請視障呢?」

Jess批評不是每個失業殘疾人士都合資格申請綜援,而香港沒有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,政府作為全港最大僱主,理應帶頭聘請殘疾人士,卻沒有負起責任。「正常人失業時咩都可以做住先,(視障人士)睇唔到嘢,連剪頭髮都冇(得做)。」Jess亦嘆:「社企執咗,再少啲機會。」

Willis預計,失業殘疾人士或逼不得已申請綜援,不但推高本來就高的失業率,「如果本身相對有能力、搵到工嘅一群,因為疫情緣故冇咗份工,其實會令更多傷殘人士匿喺屋企,接觸少咗社會。」殘疾人士就業問題積壓多年,若無進一步就業措施,在疫情席捲社企的風暴下,弱勢社群將被進一步邊緣化,更難融入社會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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