疫情袭来，普通人失业，残疾人士也失业；商企经营难，可考虑裁员，社企却因一份社会责任，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况。
冰封三尺，绝非一日之寒。政府一直未有致力协助残疾人士就业，按统计处在2013年调查，约58万名残疾人士当中，15岁或以上者，就业人士仅佔13.6%。社企担当重大角色，据社企总会调查，四成社企现金流仅能支持少于三个月营运，有社企负责人形容相当「无助」。疫症若持续，或爆發社企结业潮，对弱势社群造成重大影响。
政府扶植社企，花了十多年投入，一场疫症或令努力付诸东流。至今政府抗疫基金中，未有针对社企措施，针对残疾人士的就业措施亦相当有限，两者像被遗忘的一群，又该何去何从？
天爱坊TI Farm是一间室内水耕种植场，是善导会辖下社企，位于天水围社区健康中心，希望为精神復康人士提供就业机会。在2017年营运，获社署「创业展才计划」三年资助共200万，计划早已完结。
受疫情打击多月，天爱坊季度收入大跌六成。负责人高级经理陈俊佳指，主要业务导赏团以往平均每月十多团，佔八成收入，主力接待非牟利机构、商业团体等，个别季度达收支平行。 疫情一月末爆發后，全数煞停，新团预约亦延至七月。仅剩有机菜零售业务，产量少，每月生意额亦得5,000至10,000元，完全入不敷支。
室内种植场成本高昂，水电费由10,000至18,000元不等，加上近两万元租金，每月开支起码4至5万。人工方面，正职员工由善导会支出，社企收入用来聘用三位復康半职员工，薪金两至三万，每月亏蚀起码6万，亏蚀数以十万计。
51岁的Kit姐坐在一旁，快手快脚收割一盆花生菜，修剪处理好，准备包装。她半职工作，每周五天四小时，每月收入5,000多元。
她以往忙于工作搵食，患有抑鬱症不自知，试过自杀，亦只以为是情绪敏感。直至十一年前，丈夫患上柏金逊症，她辞职卖楼，压力爆煲，求诊后获转介至精神科，才被诊断为社会人格障碍患者。
治疗路漫长，她尝试打过三四份工，驾的士、淋花、机场杂工，统统不果，只能依靠积蓄及每月1,000多元的伤残津贴生活，常到中心打發时间。天爱坊这份工作，令她重拾人生价值。她忧心社企倒闭，只抱着「做得几耐得几耐」的心态，万一失业，「食晒积蓄，就要同政府拎（综援）」。
陈俊佳指出，精神病康復者难以适应正常工作压力，多从事劳动工作，机会较少，社企非以最大利润化为目标，较能接纳残疾人士，并提供符合能力的工作，培训工作能力，才重投社会。「如果我哋呢度都维持唔到，试问佢又可以喺边度搵到第二份工呢？」
残疾人士就业问题多年未解决，政府变相「外判」聘请残疾僱员的责任予社企，推动残疾人士在主流企业就业却不足。多年来，政府扶植社企，去年三月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誌提及，社企数量由2006年170间，增长至654间，民政署「伙伴倡自强」社区协作计划共资助约220间社企，僱用逾5,000人中，八成员工属弱势社群，包括残疾人士等。
政府抗疫基金中唯一针对就业残疾人士的措施，正是调高下半年「就业展才能计划」在职培训金额津贴上限。劳工处在2015推出此项计划，对聘用残疾人士的僱主發放津贴，提供九个月资助，然而2017年803宗个案中，仅有三成人僱用期超过十个月，多数被「用完即弃」。相对劳工处展能就业科每年配对的2,000多名残疾僱员，抗疫基金下受益残疾人士仅佔少数。
保就业计划只涵盖目前有工作、有供强积金的僱员，然而，不少残疾人士早在疫情前失业，或属兼职，或属自僱人士。
香港失明人士协进会曾在2018年调查，六成视障人士没有全职工作，失业或待业率高达18%。常务秘书石建庄（Jess）指出，三月时，协进会和百多名会员进行电话访问，有一半以上是按摩技师，因限聚令，禁止美容、按摩院运作，统统零收入，需推出「享明天」按摩券预购服务，协助会员。
视障人士Ken是新入行按摩师，1月21日见工后，至今零收入。他在五年前發现眼疾，以往任职机械维修工程部组长，月入近两万，现时左眼几乎失明，右眼视力仅剩一成。重头开始，往劳工处展能就业科求职，却多次在面试时被僱主刁难，甚至着他望远处，考他视力，最终无奈选择成为按摩师，疫情中亦陷入生活困难，依赖伤津维生，需省吃俭用，仅敢买十多元的蒸饭。
心光学校学会主任Willis是社企Cedar workshop负责人，2018年起获社署「创业展才计划」资助130万，主力提供盲人相关的体验及培训工作坊，以及讲座分享，目前聘有四个全职员工，当中三位是视障人士。受停课及限聚令影响，活动全数中止，至今有两个月零收入，损失十多二十万失意额，每月人工支出蚀六万。
三年资助期未完，Cedar Workshop不合资格申请抗疫基金，资金用尽，原本预计六月停业。不过，四月获社署通知，可申请一笔额外拨款，约30万，够五个月人工支出。至于十个兼职视障导师，Willis慨叹：「好无奈，冇咩嘢可以做到。」
今年23岁的Wing是其中一名导师，中度低视力，从事餐饮业的父母失业，或放无薪假。她读完专上课程毕业，寻找工作不果，才回来心光任职兼职导师，每月有2,000元收入，又另有摄影散工，但现时亦全数煞停。「唔係我拣工，係工拣我。」她打算见步行步，不到最后一步，不想申请综援。
社企聘用弱势社群，本来经营模式难，守业难。「创业展才能」计划规定申请社企一半僱员为残疾人士，但2014年审计署报告指出，计划实施十二年间，完成资助69间社企中，有24间结业，持续营运的45间当中，近半仍亏损。
疫情中，社企经营犹如撞上冰山。社企总会在三月發佈调查，全港有三成社企（214间）受访，当中两成完全没有收入，一半生意额下跌五成以上，四成的现金流仅能撑少于三个月营运，三成半仅三至六个月，已有约28%社企缩减人手或裁员，1/4社企已结业或停业，重灾区是餐饮、服务、有机产品及环保业。八成半社企对下半年销售情况相当负面，若疫情持续至下半年，四成半社企有三成以上机会结业。
社企总会义务秘书黄素娟指出，非牟利团体有服务人数限制，商业机构以利润先行，社企有社会使命，能按残疾人士能力设计业务，稳定给予就业机会，补足残疾人士就业漏洞。社企不愿裁员，比方香港基督少年军臻训中心，二三月因团体学习活动取消，损失270万，考虑到社企责任，却不敢令34名员工放无薪假。「社企原意係帮到佢哋就业，炒人、放无薪假，咪即係倒转咗soical mission呢？」她狠评政府没有针对社企界别推出援助措施，保就业计划虽能纾缓压力，惟不少社企以兼职形式，招募残疾或弱势员工，不在复盖范围，期望政府推出残疾僱员薪金补贴。她忧心小型及初创社企受打击，社企支援弱势的网络一旦瓦解，将难重建。
即使社企欲自救变阵，也难。唐氏群毅服务队提供洗车及清洁服务，八位员工包括患唐氏综合症、自闭症及智障人士。负责人戚健乐指，疫情下出现新工作情况，光戴除口罩，就需紧急安排社工再进行就业训练，智障人士亦难全面应对，惟有选择为安全，少接生意。
陈俊佳形容心情「无助」，天爱坊目前靠善导会资助，以及零星曾参观的大企业捐款，支持营运。餐厅合作计划早已搁置，打算变阵在网上卖菜，四月末亦尝试将菜送到墟市出售，不过因限聚令，活动全数取消，前路茫茫。天爱坊仅合资格申请零售业资助计划的八万元补贴，保就业计划详情又未公佈，医管局是种植场业主，他希望政府至少减免电费、或租金，「（社企）话晒係公共事业，政府可唔可以支援呢？」陈俊佳叹，疫情若持续半年至九个月，未必能继续营运。
按《2013年香港残疾人士贫穷情况报告》，五十万残疾人士贫穷率近三成，在职残疾贫穷人士每月整体收入3,600百元，八成领取各种津贴，当中两成领取缓援。
Willis回想成立Cedar Workshop，正是因为视障人士难找工作，社企起码保障一部份人就业。他又指，目前已出现零星视障人士被解僱个案，难以估计整体影响，不过人人失业，僱主会先请正常人，「几时先会拣到请视障呢？」
Jess批评不是每个失业残疾人士都合资格申请综援，而香港没有残疾人士就业配额制度，政府作为全港最大僱主，理应带头聘请残疾人士，却没有负起责任。「正常人失业时咩都可以做住先，（视障人士）睇唔到嘢，连剪头髮都冇（得做）。」Jess亦叹：「社企执咗，再少啲机会。」
Willis预计，失业残疾人士或逼不得已申请综援，不但推高本来就高的失业率，「如果本身相对有能力、搵到工嘅一群，因为疫情缘故冇咗份工，其实会令更多伤残人士匿喺屋企，接触少咗社会。」残疾人士就业问题积压多年，若无进一步就业措施，在疫情席捲社企的风暴下，弱势社群将被进一步边缘化，更难融入社会。